张雷生 王璐琪：大学校长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张雷生 

作者简介：张雷生，男，河南开封人，吉林大学副教授，高等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大学治理与教育领导力研究;;王璐琪，女，河北秦皇岛人，吉林大学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大学治理与教育领导力研究。;

文章来源：沈阳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1(04),43-50 

DOI:10.13972/j.cnki.cn21-1500/g4.2022.04.012

摘    要：校长作为大学内部治理的核心人物，其治理能力对大学发展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国家治理水平现代化的提出，国内学者对大学校长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不断深入。通过梳理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提取研究的核心观点并进行分类总结，从而把握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大学校长治理研究的焦点、痛点与突破点。在此基础上，对于如何实现研究突破并推动大学校长治理后续研究创新，从强化研究理论基础、丰富深化研究内容、创新科学研究方法等维度提出对策建议，这有助于通过提升新时代大学校长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实现与一流大学相匹配的教育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大学校长;党政领导干部;治理能力现代化;校长职业化;

基金：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项目（SKX2022013）;吉林大学廉政建设专项研究课题（2020LZY013）。

近年来，大学逐渐走到社会舞台的中央，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国家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布局、社会对知识技术的创新期待、市场对人才培养的高阶需求及师生对成长成才的价值诉求，无一不对大学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大学内部治理核心人物的校长，其治理水平对大学而言具有重要作用。校长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子系统，学界对其的相关研究应运而生，并且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本文通过梳理学者的相关研究，对研究内容与方法进行分析，目的在于把握现阶段大学校长治理研究的焦点、痛点与突破点，推动校长治理后续研究的创新，从而助力大学校长成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旗手，最终实现与一流大学相匹配的教育治理现代化。

一、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归纳关于大学校长治理研究的高水平学术论文研究成果，以供同仁做进一步研究的参考。研究数据源自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检索时间为2022年5月10日，采用高级检索，设置关键词为“大学校长”，以此尽可能囊括相关文献数据。同时，为保证样本文献的学术质量，设置来源类别为CSSCI期刊，发表时间范围不限定。设置学科为“高等教育”，以此进一步提高研究样本的质量和针对性，手动筛选剔除人物传记、会议纪要、书评等相关性较弱的文献，最终得到509篇有效文献，将其作为研究样本，相关数据统计见图1。

（二）重要概念界定

高等教育治理水平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校长作为大学内部治理的核心人物，其治理能力是高等教育治理水平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但在大学校长治理能力施展的过程中，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制度体系等都会影响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而现代化则是指大学校长治理能力与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相适性。因此，本文研究的大学校长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容包括大学校长自身所具备的能力素质及高校治理结构、制度体系等治理环境对其治理能力水平的影响，以满足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需求。

图1 研究样本文献年度发文数据 

二、近年来关于大学校长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焦点

（一）关于大学校长主体角色与素质能力研究

充分认识校长角色定位是进行相关研究的前提条件，也是深入探讨大学校长本质的研究反射。大学校长作为大学发展的灵魂人物，前期主要被大致分为学术象征型、教学行政型、校务经营型[1]。三种类型的代表角色分别为学者、管理者、经营者及社会活动家。经研究调查，高校各层次教师皆更期待“教育家”校长这一角色[2]。如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以满腔热忱投身高等教育事业，他们精通大学发展要义，最主要的是形成独特并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3]。同时，满腔理想抱负与教育理念离不开办学经费的支持，筹措经费这一重任便渐渐被列入大学校长的职责，于是相关研究顺理成章地凸显出一个新角色———筹资者。在政治视角下，我国大学校长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教育行政化色彩。但其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领导体制，已明确了校长与党委书记的角色划分[4]。此外，基于权变理论，有的研究将大学校长角色划分为守成型、管控型、改革型和卓越型[5]，还有识才、用才、爱才的伯乐型校长[6]等。而与美国大学校长“首席执行官”“筹资者”形象相比，我国大学校长则是“科学家”“行政官员”的形象鲜明[7]。

集多种角色于一身的大学校长，要想从容切换不同的角色，必须要具备与之相匹配的素质和能力。其中教育家型校长应具备的特质：富有教育思想、教育使命、创新勇气与治理大学的能力和领导大学的艺术，即按规律办学、治教、治校的能力[8]。大学校长作为学者角色，其专业知识储备与学术能力则位列第一，能够在自己耕耘的领域学有专长，这样不仅能树立学术权威，也能尊重学术权力[9]。大学校长作为管理领导型角色，要具备管理专家的能力，善于在办学活动中领导与决策，把理念变成管理团队共同的想法[10]。大学校长作为筹资者角色，需要掌握足够的经济理论、经济的政策法规和一定的筹资技术与技巧[11]。此外，教育行政领导的角色定位要求其坚定政治思想立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而社会活动家角色强调其应具备协调沟通能力、信息素养、国际视野和国际交往能力。经问卷调查与模型建构，大学校长胜任力涵盖人格魅力、教育理念、管理能力、人际关系及发展意识[12]。大学校长领导力体系是由前瞻力、执行力、培育力和开发力四个维度组成[13]。

（二）关于大学校长遴选与任期制度体系研究

大学校长治理能力受制于内外环境因素，但归根结底取决于校长自身能力素质。因此，选择素质高、能力强、与学校特色发展相匹配的校长至关重要。国内外大学校长选拔制度类型大致包括选举与任命制、学校自主遴选制、学校遴选与行政任命结合制、政府直接委任制、轮流出任制等[14]。而研究表明，我国一流大学校长的群体构成具有较高相似性，选拔范围主要来自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以学术精英与高端人才为主，职位变迁路径比较单一[15]。如何改进大学校长遴选机制，把好入口关，一直以来是大学校长研究的热点。其一，推进大学校长遴选民主化，从遴选主体、遴选制度、遴选标准、遴选过程四个维度进行优化[16]。其二，推动选拔权重心下移，一是“自上而下”，由政府向教育一线适当放权、赋权和分权；二是“由内而外”，将权力在政府、市场与大学之间进行合理配置[17]。其三，在筛选锁定与审核任命后，大学遴选机构应帮助新校长在上任最初一段时间处理好与老校长的关系，协助新校长完成过渡管理[18]。

校长任期是大学校长贯彻教育理念、发挥治校水平的时间期限。诚然，实行任期制可解决终身制带来的弊端，同时也为大学治理带来新的活力[19]。但研究表明，我国大学校长任期普遍偏短，而一所大学的发展进步需要有长远目标，治校理念也需要时间来贯彻落实[20]。此外，任期较短容易引发并带来大学校长急功近利的行为，且大学校长的频繁流动使其难以有效融入大学发展整体规划和大学文化，这不利于高校的健康发展。同时已有实证研究表明，适当延长校长任期，有助于提高大学绩效。校长上任后需要时间进行调研、规划、改革和发展[21]。对此，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温的回应是：“给大学校长的时间至少应该是10年，否则什么事也干不成，15年更合适。”[22]这样可以使校长真正静下来，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其治学理念和目标。同时，又有研究指出，中国校长的任期最好不超过20年，避免时间过久降低领导的新陈代谢，进而带来学校发展停滞不前的弊端[23]。

（三）关于大学治理结构体系与校长权力研究

研究大学校长治理能力离不开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二者相辅相成。关于大学治理结构体系的构建主要与法人治理和利益相关者治理密切相关，其中法人治理着重校长等行政干部的治理地位优势与特权，而利益相关者强调与大学发展相关的利益群体共同参与学校治理。总结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治理组织架构，可将其分为政府领导下的校长治理组织架构和董事会主导下的校长治理组织架构[24]。对中国目前来说，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构建政府、大学与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由过去“管办评”三者高度合一的管制状态转型为符合现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管办评分离”的治理状态[25]。一方面，在内部治理关系中要强化大学校长的决策执行者角色意识；另一方面，在外部治理关系中要使大学校长承担更多的公共责任，并根据具体情况做适当的调整[26]。

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我国大学治理的特色，因此，治理权力主要包括政党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与学生权力[27]。然而，这在实践中易引发权力相互角力等问题，故有必要廓清大学校长的法定权责。依据《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规文件，校长在其所负责的学校教学、科研与学校日常运行等行政事务范围内，有自己的领导权、决策权、管理权、人事权和监督权[28]。在大学校长与党委书记的权力边界厘定方面，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校长具体负责教育教学及日常行政事务，两者合理分工、各司其职、各显其能[29]。我国公立普通本科高校校长的权力构成及其运行模式包括大学校长的地位、职权和权力行使方式[30]。大学校长的权力行使内容及过程的基本属性是行政性，其根本的目的属性是育人导向性。“去行政化”对大学校长来说，主要是要明确限定其行政权力范围和规范其权力运行规则，而非改变基本属性特征[31]。随着大学内外部关系的变化，实现权力的共享、分权、放权而不是传统意义上对权力的掌控，将成为校长行使权力的主要方式特征，校长权力的健康运作应当有一个自我约束机制[32]。大学校长的重要领导艺术就是要善于含蓄地使用权力，依靠治校结果来彰显治校权威[33]。

（四）关于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与校长职业化发展研究

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从宏观层面是指政府管理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制度，从微观层面是指大学校长管理大学的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实现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有赖于相应的制度安排，以此促使大学校长“用整个的心做整个的校长”[34]。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包括政府管理校长的专业化和校长管理大学的专业化，因此需要内外协同优化，提高校长负责能力[35]。以上即为从现代大学内外部治理结构和中国特色制度环境出发，建构的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的“两体三维”理论框架。基于这一理论框架，有必要从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的角度探讨提升大学治理能力的具体路径[25]。要求校长“以治校为志业”，大学校长应承诺以治校为天职、使命，同时要全职行政、全身心投入。为此，建议国家在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及评价制度设计等方面“去行政化”，大胆变革，方能使大学校长“以治校为志业”成为新常态[36]。

所谓校长职业化，就是校长职业的专业化和市场化,其本质是劳务的商品化。推进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关键在于观念变革和体制改革[37]。我国首批“985工程”高校校长在多方面与美国常青藤联盟高校校长相比，已没有显著差别，不过后续还需要进一步丰富校长专业背景与学习经历，建立校长交叉任职与适度流动机制[38]。此外，在大学校长职业化意识方面，有研究提出，应当从制定科学的高校领导职业标准和任职资格、努力培育高校领导的先进办学理念、完善适合国情的大学校长遴选办法，以及建立合理的高校领导薪酬体系和激励机制四个方面来着手推进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建设[39]。近期研究表明：“一流”大学校长在任期内基本上摈弃“原生态”专业领域的研究，继而转向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聚焦“双一流”建设、立德树人、教学改革、创新型国家、本科建设等高频词进行系统的研究，“一流”大学校长往往选择“个人魅力”主导的“专家治校”模式。政府与社会、大学及校长自身因素合力助推了“一流”大学校长群体职业化转型，并由此形成“衍生的职业道德”[40]。

（五）关于国外大学校长的系列研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者们秉持去粗取精的研究理念，对国外大学校长治理能力进行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和英国。有研究从历史角度把美国大学校长的职业变迁划分为四个时期：牧师兼职型校长时期、学者领导型校长时期、专家管理型时期、经理职业型时期[41]。研究涉及不同时期大学校长的组成、职责、遴选、薪酬及评估等方面，并对各个阶段大学校长的特点进行了总结[41]。此外，基于美国教育理事会2017年发布的全美1 546名大学校长的调查数据，研究归纳出美国大学校长群体的五大特征：群体构成更趋多元；大都具有博士学位且以人文社科背景的学术精英为主；晋升路径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校长遴选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作用；校长高度重视大学经费筹措和管理[42]。英国大学校长一般3～5年一届，可以连选连任，任期在10年左右，要对理事会负责，选拔程序一般是：成立校长遴选委员会、发布选聘公告、遴选委员会审读候选人材料、面谈、理事会聘任。英国大学校长任职条件主要考察候选者的学术能力、治理能力、社交能力、个性与专长等[43]。也有研究选取了英国五所不同类型的大学，运用文本分析法对这五所大学校长招聘启事中的任职资历进行了解读。研究发现：五所大学在校长选拔环节都重视其学术性特征、管理与领导性特征、商业性特征和个性特征等维度；但在其他维度上也存在一些差异[44]。

三、当前学界关于大学校长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痛点及成因

（一）研究理论基础普遍较为薄弱，缺乏国际上通用的教育领导力理论作为有力支撑

研究体系环环相扣，其中夯实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研究的基石与保障，可为问题研究与解决提供思考角度与方法，同时也能增加论据的信度。细数当前现有关于大学校长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文献，大都停留在凭借脑中所想与经验积累提出问题而开展研究，研究观点的主观性较强、科学性与说服力较弱，这是研究理论基础薄弱带来的一大问题。此外，研究切入点仅从大学校长治理能力的有机要素与表现形式出发，未能寻找适切的理论基础作为研究的新视角、新思路，这限制了研究内容广度与深度的实质性扩展，导致研究难以取得创新突破。

简单而言，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教育研究界尚未真正重视教育领导力研究。另外，学理上尚未形成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教育领导力理论体系，导致现有的研究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对教育领导力的研究尤其是大学校长群体的研究，长期以来徘徊乃至停滞在浅层次的感性认知层面。近年来，尽管教育领导力的相关译著陆续在国内出版发行，但是其话语体系、教育现场背景，以及内容结构和教育治理的文化背景差异等因素都在阻碍教育领导力理论的落地化、本土化及与教育现场实践的有机结合。这一点从现有的研究文献分析中可以得到有力的验证。目前，在现有的研究文献中罕见以系统的中国本土化教育领导力理论作为指引和支撑，这就导致研究脱离教育教学和管理一线实际，甚至误导教育治理的方向。

（二）研究内容较局限空洞，亟须补充普适性及共同性的大学内部治理相关内容

虽然大学校长作为研究对象早已引起学者关注，但研究内容多数集中在对于校长治理问题的泛泛而谈，提出问题进而提出解决对策，陷入了文章写作套路，而很少对其理论机制及规律进行深入探讨。此外，研究内容看似丰富，但相对校长治理能力这个大范畴而言未免有些局限。例如：重点关注校长遴选环节的质量保障，却忽视任期内的校长治理能力培训；侧重大学校长单主体或大学校长与党委书记双主体研究，却忽略校长与政府、社会、院长、教授、学生等其他相关者关系的研究；局限于校长治理能力现代化主题研究，而很少与其他相关高等教育重点研究主题结合。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研究内容上的局限性，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研究群体的身份和工作性质使然。目前，现有的研究文献主体大多是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学者，甚至是对该主题感兴趣的硕士研究生，鲜有教育领导一线的校长或副校长等群体的声音，仅有极个别退出领导岗位多年的校长或副校长，而且大多是从工作实践角度来谈自己在位时学校管理的“陈年旧事”，其研究缺乏观点和内容的时代指导意义。这种研究的主体人群最大的特征和短板在于缺乏“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的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如果只是停留在从学术研究视角来观察大学校长这一特定的大学内部治理主体的话，难免会陷入“盲人摸象”式的片面化和主观化，这无疑会影响到现代大学制度的顺利建设，影响到构建符合全面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国情实际的大学内部治理体系，进而影响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和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顺利实现。

（三）研究方法有待整合创新，规范性及交叉融合的研究范式应用薄弱

经过文献样本的研究方法归类分析，总结出学界关于新时代大学校长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问卷调查法、思辨研究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在解决了一系列问题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比较研究法更多侧重于国外大学校长治理的经验介绍，但很少对治理背景进行比较分析，在参考应用方面不易根植中国大地；文献研究法难以在二手资料中深入开展研究，不能挖掘出更大价值；个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具备相对的普适代表性；问卷调查中的被调查者作答时可能回避本质性答案，且多数研究对数据结果分析不到位；单纯思辨的研究已经不能适应复杂的高等教育发展变化，高等教育学研究范式需要转型和升级[45]。

以上问题其实不仅存在于大学校长治理能力的研究之中，而且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与博弈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也从未停止。除教育学研究范式本就存在的共性争议之外，大学校长日常事务较多，作为研究对象鲜有时间接受长时间的深入调研。基于以上大学校长治理研究对象的身份特殊性，选取一定样本数量的研究对象进行实证调研，如深度访谈等，于部分研究者而言具有一定的操作难度。此外多数研究者未身处校长职位，平时与校长接触较少，对校长治理工作只能在研究文献和相关资料中获取信息，缺少直观的感受。尤其是对于国外大学校长治理的经验介绍，研究者由于缺少系统的知识结构，很难将治理能力与治理背景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的分析。此外，倡导的教育大数据分析、规范性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以及多种方法交叉融合的研究范式对研究者的方法掌握程度要求较高，部分研究者自身方法转型及提升程度与研究需求缺少契合，且存在着少数研究者对某些研究方法存在偏见的问题。

四、未来关于大学校长治理研究赋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考建议

（一）强化研究理论基础，构建符合中国高等教育国情和教情实际的理论体系

新时代大学校长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要素繁多、程序复杂的研究课题，涉及多学科理论知识：可结合教育学与心理学知识对大学校长进行分析；可选取合适的管理学与组织行为学等相关理论作为校长治理能力研究基础；对于与政府、社会市场相交环节，可应用社会学等相关理论。诸如此类，寻找适切的科学理论提供多种研究视角与坚实理论基础。如将心理学中常用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应用于大学校长研究之中，注重大学发展需求层次，选拔出能力素质相匹配的大学校长；也可调查大学校长的需求层次，作为研究大学校长激励机制的理论基础。此外，管理学中的权变理论、高层梯队理论也可作为研究大学校长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理论基础。研究者需进一步拓展夯实研究理论基础，为新时代大学校长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为研究筑牢理论支撑。

具体而言，学界应加强对大学校长治理能力的研究意识，转变对校长治理研究望而生畏的消极态度，明确研究是为了解决现存问题，总结治理智慧，促进高效治理，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科学研判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的本土特色和实际问题，以解决问题为中心，将有益经验与之有机结合，归纳教育治理的一般性的规律。各高校办学特色不同，研究者个人研究的主观立场较强，但本质上追求的是教育理论或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46]。此外，研究者需要深化教育领导力研究，在学理上为校长治理能力提供理论支撑，进而构建符合中国高等教育国情和教情的教育体系。

（二）丰富深化研究内容，构建符合中国高等教育实际的大学校长领导力研究内容体系

丰富深化新时代大学校长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内容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其一，加强大学校长治理规律研究，通过多元分析校长治理事务、现象、问题等实际内容，探索揭示大学校长治理中的一般性规律。其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互为补充。二者只是问题口径不同、研究着眼点不同，其最终的目的和归宿都是对高等教育的内在矛盾作出解释，揭示高等教育的规律及其价值和意义[47]。其三，注重整体性研究，其中包括研究主题维度的整体性和时间维度的整体性。在研究主题维度方面，大学校长治理工作范围广泛，治理环节紧紧相扣，与高校其他治理工作联系紧密，研究主题应提高系统性；时间维度的整体性即指建议研究者持续关注大学校长治理能力领域，加强研究的连贯性。

落实在新时代大学校长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研究中，研究内容应包括从具体到一般，既探讨事务的本质与规律性，也要兼顾从一般到具体，利用规律性事务结合问题特色，解决专项问题。此外，整体性研究包括校长任期的整体性，如从遴选到任期时限再到培养评估，以及最后的退出机制整个系统性研究，同时也包括大学治理的整体性，即将大学校长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管理机制、院系治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研究主题相结合，增强研究的系统性与应用性。在丰富研究内容、扩大研究范围的同时，研究者更要注重切实提高校长治理的研究深度，不流于问题的表面现象，扎扎实实地做有深度的研究。

（三）切实选取科学的研究方法，创新教育大数据及多学科交叉视域下的方法论

研究方法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只有适合与否，有效的研究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合问题的研究方法。相对欧美国家的高等教育治理，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较为短暂，可利用比较研究方法来学习总结其经验与教训；但需要注意的是，要在比较借鉴的同时，深入探讨背景和其中的复杂关系，选取适合中国本土的经验学习，也可选取制度环境或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与我国相近的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此外，在思辨与实证、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选取上，学者们需要清楚二者并不是对立关系，任何研究都离不开思维导向与主观分析，同时研究也因实证调查和量化而更具客观性与科学性。因此，在问题研究方法的选取上，可结合实际问题切实选取、有机融合。总结性研究方法对于新时代大学校长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同样具有适用性，通过归纳分析，使研究系统化、理论化，研究结论上升为经验或一般性规律，以指导后续问题研究。

目前来看，新时代的大学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社会组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环节，更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关于大学校长领导力的研究，也应当采用社会学、组织行为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规范研究方法，从方法论层面上为深化和规范化提供有力支撑。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教育大数据的采集、分析及运用应当逐渐成为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大学校长等学校领导的履历、讲话稿等话语文本、考察慰问等主要日程、学校官方主页报道内容等应逐渐囊括到大学校长领导力研究范畴中，从而构建起立体、多维的大学校长领导力研究范畴，同时运用教育大数据分析、词云分析等现代化研究方法深度解读数据，进行规范研究。

参考文献

[1] 周川.大学校长角色初探[J].上海高教研究，1996(6):1-4.

[2] 毛建青.当前我国大学校长多元角色及其冲突的实证分析：基于“211工程”大学的调查[J].学术论坛，2014(9):156-161.

[3] 冯建明.教育家：大学校长的科学定位和理想诉求[J].中国高等教育，2010(19):23-25.

[4] 吴康宁.角色困扰：影响大学校长领导力的重要原因[J].探索与争鸣，2015(7):51-53.

[5] 孙家明，廖益，赵三银.大学校长的角色冲突与角色定位：管理者还是领导者[J].领导科学，2019(16):109-112.

[6] 关守宁，邱智东，王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伯乐型校长的本质特征与生成逻辑[J].现代教育管理，2020(4):68-73.

[7] 冯倬琳，尹星，刘念才.中美研究型大学校长公众形象的特征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4(2):90-94.

[8] 眭依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呼唤教育家型校长崛起[J].高校教育管理，2016(5):6-11.

[9] 胡弼成，成雁瑛.办学型教育家：大学校长的职业追求[J].高教探索，2013(3):5-10.

[10] 薛天祥.关于大学校长角色的理性思考[J].科学中国人，2005(5):11-13.

[11] 代蕊华.筹资者：大学校长新角色[J].高等教育研究，2000(3):62-64.

[12] 刘晶玉，娄成武，任嵘嵘.大学校长胜任力模型研究[J].现代大学教育，2010(4):40-44.

[13] 马龙海.大学校长领导力体系构建的探索性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11):14-20.

[14] 季诚钧.国内外大学校长选拔制度的比较分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2):26-30.

[15] 白华.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任职的实证分析与启示[J].中国高教研究，2019(4):40-46.

[16] 宣勇，郑莉.大学校长遴选与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J].中国高教研究，2015(8):23-26.

[17] 汪洋，龚怡祖.“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的改革取向分析：兼论大学校长选拔制度的去行政化[J].高等教育研究，2014(6):25-30.

[18] 许国动.我国现代大学校长遴选机制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6):18-22.

[19] 廖小平.大学行政化三问[J].中国高教研究，2013(9):19-24.

[20] 张应强，索凯峰.谁在做中国本科高校校长：当前我国大学校长任职的调查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6(6):12-25.

[21] 刘畅，陈守明.校长任期对一流大学绩效的影响：基于1999—2018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科研管理，2019(5):275-281.

[22] 劳伦斯·H·萨莫斯.21世纪大学面临的挑战：在北京大学的演讲[J].李环，译.中国大学教学，2002(Z2):4-7.

[23] 刘秀丽，张君辉.中外大学校长任期比较研究及其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07(12):72-76.

[24] 周海涛，钟秉林.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治理组织架构透视[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10):16-20.

[25] 宣勇，钟伟军.基于治理能力提升的中国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理论建构[J].教育研究，2017(10):52-58.

[26] 毛建青.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研究[J].高校教育管理，2016(6):17-20.

[27] 宣勇.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中国特色”与大学校长的角色选择[J].探索与争鸣，2013(6):10-11.

[28] 陈金圣.大学校长之法定权责、履职路径与保障机制[J].教育发展研究，2016(23):8-14.

[29] 严加红.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的路径论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5(11):30-34.

[30] 王立军.大学校长权力构成及其运行模式探析[J].辽宁教育研究，2006(2):31-33.

[31] 刘根正.论我国大学校长权力属性及运行规则[J].大学教育科学，2014(4):22-27.

[32] 廖湘阳.大学校长权力及其变化[J].高等教育研究，2007(8):39-46.

[33] 陈运超.大学校长治校的基本矛盾：权力与权威[J].教育发展研究，2007(11):52-55.

[34] 宣勇，张鹏，钟伟军，等.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研究的价值与基本问题[J].复旦教育论坛，2013(5):5-13.

[35] 宣勇，钟伟军.论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校长管理专业化[J].高等教育研究，2014(8):30-36.

[36] 龚放.以治校为志业：大学治理的新常态[J].高等教育研究，2015(10):30-36.

[37] 吴江，张秀阁，周保利.面对WTO的选择：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化[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2(3):9-12.

[38] 邴浩.从教育背景与职业背景变迁看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化进程[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6):1-4.

[39] 胡炜，丁堃，谷丽.试论大学校长的职业化意识[J].江苏高教，2015(1):37-39.

[40] 童锋，盛创新.“一流”大学校长群体职业化转型：关注热点、原因及模式[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34-45.

[41] 新书介绍：美国大学校长职业变迁研究[J].现代教育管理，2018(5):129.

[42] 姜朝晖，黄凌梅，巫云燕.谁在做美国大学校长：基于《美国大学校长报告2017》的分析[J].教育研究，2018(10):121-129.

[43] 陈伟.英国大学校长的职能与选聘方式[J].中国高等教育，2014(5):61-63.

[44] 朱剑.英国大学校长任职资历研究：基于五所大学校长招聘启事的解读[J].复旦教育论坛，2014(3):18-23.

[45] 邬大光.论我国高等教育学体系的特殊性[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18-25.

[46] 金生鈜.为什么教育研究要追求普遍性与客观性[J].高等教育研究，2016(4):58-65.

[47] 周川.为高等教育宏大主题的研究辩护[J].高等教育研究，202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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